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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溫州

溫州人的經濟性格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溫州經濟現象是一個被反復討論的話題。近年來,關于溫州人和溫州模式的爭論依然此起彼伏。與以前主要圍繞意識形態問題開展爭論所不同的是,近來的爭論多了一些學理性的探討,少了一些偏見。但有些爭論也不排除炒作的可能。比如由所謂的溫州"炒房團"、"炒煤團"引發的爭論,就明顯存在對溫州人和溫州經濟進行神化或妖魔化的傾向。
  溫州人到底具有怎樣的性格?除了黨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外,是什么原因催生了溫州經濟現象?我們認為,這兩個問題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的兩種提問方式。溫州人是溫州經濟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其他因素只是通過影響溫州人的稟性、預期與行為取向,進而影響溫州經濟的發展。
一、經濟行為與性格的主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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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州人是一個個性非常鮮明的群體,是一個功利色彩比較濃的群體,也是一個吃苦精神、冒險精神、務實精神和創新精神比較強的群體。根據以往的歸納,溫州人的經濟行為和性格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戀鄉不守土,二是敢冒知進退,三是自信不自滿,四是重利不守財。在正面形式表述的背后,也隱含了溫州人性格和行為中的負面因素。比如,部分溫州人敢冒敢闖背后規則意識的欠缺,溫州人親和力強背后的"關系學",溫州人重利思想背后社會責任感的缺失,以及溫州人善于學習背后的低起點等等。但毫無疑問,正是這種復雜的性格造就了今天溫州經濟的格局,并將決定溫州今后的發展走勢。
二、經濟性格生成原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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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溫州人地方性格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較突出的主要是三個方面的因素:
  1、生存環境的適度挑戰。
  在農業社會,剔除人口因素不論,除了夏秋之交時有臺風侵襲和交通條件不利之外,溫州的自然條件可以說是相當優越的,素稱"魚米之鄉"。溫州的地形復雜,地貌多樣,環境閉塞,但山川秀麗,風景極佳。南朝詩人謝靈運出任永嘉太守時,一面牢騷滿腹,不理政事,以示對朝廷把他放到這個閉塞地方的抗議;一面卻對溫州的山水流連忘返,吟詠再三,使后來同樣不得志的蘇東坡羨慕不已,希望"自言長官如靈運,能使江山似永嘉。"據統計,溫州的國家級和省級旅游景區面積占達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強。有這么一個豐饒美麗的舞臺,對溫州和溫州人的意義是重大的。但是,人口、臺風、交通三大問題卻始終是溫州發展的重大制約,對溫州人的性格和行為方式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1)先說交通。溫州地處浙江南部的群山深處,東瀕浩瀚的太平洋,遠離傳統政治文化中心。改革開放以前,水路交通是溫州的重要出口,由于交通不便,促使溫州人更加注重從水上找出路,溫州早期的海洋經濟相當發達,戰國時溫州已是全國九大港口之一,長期的海洋捕撈、海上征戰、海外貿易和頻繁的海路交往,使海洋基因深深根植于溫州人的性格之中。另一個是與外部世界交往的不便必然促使溫州人追求區域內部的自給自足,特別是加上溫州區域內因地形多變,自然形成了山區、平原、沿海三個互補的經濟帶,使區域內部的經濟自足和自我循環成為一種現實的可能,這成為日后溫州人注重圈內交易的現實和歷史基礎。
  (2)次說人口。溫州"地狹多阻",生存容量不大。人口問題對溫州的影響歷來比較大。這種影響主要也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來自于人口的構成和質量。歷史上溫州是一個移民頻繁的地區,有史記載比較大的向溫州移民活動就不少于5次,在舉家、舉族遷移過程中強化了家族、宗族觀念,形成溫州人喜歡"抱團"、"扎堆"的習慣。另一個方面的影響來自于人口的數量。一般來說,移民目的地必然有吸引移民的特殊原因,溫州封閉的地理條件所創造了安全的環境。宋代方志說溫州"土俗頗淪于奢侈,民生多務于貿遷",如果勤于勞作,在當時依靠多種經營,還是能夠過上奢侈生活的。南宋時永嘉年商稅額是全國平均商稅額的七倍,就是一個證明。但是,明清以降,兩代朝廷連續例行海禁,實施"片版不得入海"的高壓政策,緊接著又是海盜與倭寇的輪番摧殘,溫州唯一的商路被堵死,溫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就凸現出來了。這種生存壓力,進一步激發了溫州人強烈的創業沖動,促使溫州人不斷地學習各種技藝以依靠多種經營謀生,不斷地向外地和海外移民以求出路,從而也促使溫州社會始終保持著開放狀態和注重學習的習慣。
  (3)再說臺風。溫州是臺風多發地區,溫州人的性格和處事行為,深刻地受到了臺風的影響。臺風造成的山洪暴發,江海決堤和泥石流,常常吞沒田疇村莊,使道路毀壞,房屋位移,船只失蹤,家破人亡,產生極大的災害。從好的方面來講,這種周而復始的物質與精神上的剝奪和折磨,造成了溫州人不怕失敗的堅韌;這種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和恐懼,使溫州人意識到必須不能單純依靠農業,必須要擁有堅固的房子,必須要賺到足夠的錢以防不測......
  2、傳統手工業技藝、商貿經驗的沿襲與內化。
  溫州人經濟性格的形成及其強化,與溫州歷史上高度發達的延綿不斷的手工業和商業傳統是分不開的。
  在歷史上,溫州素有"其貨纖靡,其人多賈"的名聲。溫州的陶瓷業非常有名。上古時即盛產"甌"器,并以之為部族名、水名和地名。到了東晉,溫州的制瓷技術已處于當時全國領先水平,最早采用釉下彩工藝生產的"漂瓷",聞名海內,運銷甚廣。造船業也相當發達,三國時期所建的平陽橫船屯,是當時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養蠶繅絲業也是一個重要的產業,當時溫州人養育一年八熟的"八輩蠶",這種技術在廣東到明朝才被掌握。到了唐朝,溫州的制瓷業又有所發展,工藝水平進一步提高,產量進一步擴大。甌窯與越州窯一道在全國享有盛譽。還有制紙業。溫州當時生產的"蠲紙",被稱為全國五大名紙之一。到了宋朝,特別是隨著宋室南渡,大批中原士族再次遷入溫州,把溫州經濟推上了一個歷史高峰。當時來溫州經商的不僅有全國各地商人,還有日本、高麗、交趾、暹羅等國的商人。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溫州設立市舶務,專門管理對外貿易事宜。當時溫州人到外地和國外經商的也很多,開封、臨安等大城市都有專門經營溫州漆器和蠲紙的店鋪。宋真宗時到高麗經商的溫州人周佇,因其才能出眾,被高麗王擢拔為禮部尚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后期溫州絲織業出現了"機戶",這在其他地方到明朝才普遍出現。還有當時溫州的漆器因為工藝精美,被稱為全國第一,但生漆等原材料大多從浙西、福建、四川運入,這不妨看作是現在溫州模式"零資源"現象的歷史底本。
  明清以降,由于多種原因,盡管溫州的經濟衰落了,社會發展基本停滯,但溫州的手工業生產技藝以及經商傳統卻被世代保存了下來。
  3、甌越多元文化的熏陶。
  近年一些人認為溫州模式的根源是永嘉學派,這是一種值得探討的說法。現在的溫州企業家大多起于底層,原先很少受到高中以上的教育,不但不大可能讀過葉適的書,很多人其實根本就不知道葉適是何許人,也不清楚溫州歷史上出現過永嘉學派。由于遠離傳統政治文化中心,傳統精英文化對溫州的控制一直比較有限,溫州始終處于一種多元文化的狀態。事實上不管是永嘉學派也好,溫州模式也好,它們的根都是溫州的傳統文化或者說是甌越文化,甌越文化的內涵遠遠大于永嘉學派。其構成主要來自這么幾個方面:
  (1)如上所述的因自然環境影響和人口遷移帶來的海洋文化、山地文化、移民文化的基因。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在溫州的移民文化的成分中,夾雜著相當突出的江湖流民文化色彩。這是現在許多溫州人講義氣有余而講商德不足,講人情太多而守規則不夠,臟活累活都愿意干卻又奢侈浪費,過分愛面子卻假冒騙不絕的歷史根源。
  (2)道教的享樂主義觀念。一般的觀念中,我們認為中國古代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其實,在宋代以前,特別是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民間社會,道家的影響力要遠遠大于儒家。溫州作為一個相對獨立封閉的地區,更多地保存了宋代以前的遺風,道家文化特別是后來融合了佛教與民間宗教的道教思想對溫州和溫州人的影響也比儒家思想更為深遠。蕭梁時期,道教在全國有118處洞天福地,溫州就占了5處,可見溫州是當時道教活動極其重要的區域。道教的養生貴生享受生活的理念、以柔克剛低調處事的觀念、重視技術技巧的傳統以及迷信色彩很濃的節事祈禳活動等,在溫州人身上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3)儒家的現實理性主義思想。儒家思想在溫州的傳播和普及始于東晉,真正深入民間卻是南宋以后的事。而且經過了葉適等人的創造性發揮和適應性改造,融入了更多的溫州因素和民間色彩,強調"通商惠工"、"義利并舉"、"工商皆本",與孔孟原典和當時正統的儒家思想已經有很大的區別。可以說,永嘉學派是甌越文化與正統儒家文化結合的一個產物,是儒家實用理性主義在溫州的一個變種。永嘉學派雖然號稱與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三足鼎立,但不管在當時還是后來,其實際影響卻比較有限,即使在溫州當時,因科舉制度的導向,年輕人接受的正規教育,也是更為正統的朱程理學。但永嘉學派內含的重商精神卻是歷代溫州人薪火相傳、永不熄滅的"心燈"。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信息時代的到來,所有的歷史與傳統都有可能重新追上我們。一些先前微不足道的小事通過"蝴蝶效應"對后世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甚至決定了后來的發展方向。上述溫州區域文化的基因,深深地根植于溫州這塊土壤,體現在每個溫州人身上,經過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的洗禮,形成了獨特的溫州人精神,成為溫州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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